李德失去指挥权后依然坚持长征，你能否做到？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。在队伍中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，鼻梁和腮帮高挺，口音浓的俄语中夹杂着德语。他名叫奥托·布劳恩，中文名叫李德。李德住在独立的院子里，夜里有哨兵守卫，开会时总是坐在距离地图最近的位置，偶尔的饭菜中也只能找到几颗盐粒。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战场上发言的权威。李德的生活与其他人截然不同，白天他几乎不与人交谈，藏在作战室专注于地图，夜晚才出来散步，手里总握着一支铅笔。哨兵见到他敬礼，他只是点头，用几句简单的中文表示感谢，其他人无暇在意，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大家只关心他的命令——他指示要攻击的方向，武器就必须指向那里。
一年后的某一天，他的指挥权被剥夺了，按照常理，一个外国顾问应该收拾东西回国，但他选择留下，跟随队伍翻越夹金山，跋涉松潘草地，一直走到陕北的吴起镇。他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途征程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一个连指挥权都失去的人，为什么还执意留在这支疲惫的队伍里？他对这里的无私奉献源自于何种情感？等你走到雪山顶，看到他留下的脚印，自然会生出疑问——换作自己，会走得动吗？在这漫漫长路上，他原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半途而废，却一个步伐未停。
1933年秋天，李德到达中央苏区，最终落脚瑞金。他没有带枪，只有一叠地图和一本军事手册。他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，掌握了战斗技巧，而他的剩余能力全在纸面上。他习惯将战场划分成方格和箭头，设计出各种战术，然而在苏区的战斗中，往往依赖的是山路、夜色和一双磨破的草鞋。前线传回的信息常常简陋，比如：“左边有沟，右边是竹林，敌人昨夜放了火。”当这些信息传到李德手中，他会先将其转换成比例尺，然后用德语记录下来，再发出军令。然而，当他负责指挥广昌一仗时，李德却将战斗的期望建立在地图上，面对真实的战争，他在后方凝视地图，嘴里念着战术术语，仿佛只要箭头画得好，人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在那段艰苦岁月里，他是唯一不必忍受发霉糙米的人，他的特长是把危险化为纸上谈兵的策略。
遵义会议后不久，队伍开始向西北移动，李德也随之而行，尽管途中无数次跌倒和泥泞，他依旧没有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的战士，有一次夜行中的跌倒，他独自撑起身体，不愿让队伍因此耽搁。这时，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艰险。
到了1934年11月末，队伍抵达湘江边。敌机不断轰炸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渡口的浮桥由门板、竹排和树干搭成，走上去摇摇欲坠。队伍在敌人紧逼的情况下，千人万人的挤渡，过程中不少人留在了河岸上。有一个名叫云贵的少年，刚满十五岁，负担着连队的旗帜，过河时被炸弹冲到水中，但他仍死死攥着旗杆。当李德站在高坡上注视队伍过江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和无奈。过江后人数清点，数字几乎减半，这一切刺痛了他的内心，但他依然在渡口调动着队伍的行军顺序，仍坚持用铅笔记录命令。多年后回忆时，他只记得湘江是一次惨痛的损失，但数万人却在短短几天内消逝了。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遵义小楼开了重要会议，屋外冷雨瓢泼，屋内却是几盆炭火滋滋作响。李德坐在门口听不太懂的方言中，很快感受到自己不再是决策者。会议结束后，他独自走出小楼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。次日清晨，他始终坐在住处的门口，周围烟头满地，面对着自己的处境，无人知晓他的未来。
